儒字取名的寓意和含义视频，儒字取名的寓意和含义是什么？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儒”和“儒家”的观点，有一些启发，故记录于此。

如果我们讨论“儒家”，首先要讨论什么是“儒”，“儒”起源自哪儿？

“儒”与“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读《论语》中可以感受得到（这里重点不是谈《论语》，所以不作过多表述）。现代学者的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早在“五帝”时代“士”是治狱的刑官。《尚书》中“汝作士，五刑有服。”说的也就是刑官之义。这也是“士”的本义。故用像斧钺的字符来记录“士”。在夏商时期，“士”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到了周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所谓“士”民，是学习道艺者，也就是脱离生产的脑力劳动者。此时的“士”已经没有了夏商两朝爵禄等级之贵的含义，而是对有知识的人的一种尊称了。战国时所说的“道艺”，也就是“方术”，是指那些具有巫术、祝术、医术、射术、御术、星相术等道艺之士，统称之为“方士”，又总称为“儒”。“儒”字最早见于《论语》，孔子告诫其学生“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其他如《墨子·非儒》、《荀子·儒效》、《周礼》等都提到过“儒”，然成书年代都不早于《论语》。虽然《论语》中最早提到了“儒”字，但在孔子之前，儒就存在了，且可能存在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说文解字》体现了汉代学者对“士”与“儒”的理解。士：事也。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儒”更趋向于一种社会职业，而不是学术流派。从这个角度讲，所谓的“诸子百家”，他们都是在为统治者服务，或者希望为统治者服务，或者是在分析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古代的社会学家，都可以称为“儒”。只不过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

了解了“儒”的来历，我们再谈一谈“儒家”。现代一般理解的“儒家”是指：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文化核心。即使是“儒家”这个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秦汉以前，“儒”的服务对象就是各国的“君”及各级贵族。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儒”与孔、孟的“儒”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是历史上就比较公认的结论。在这里董仲舒对“儒家”已经进行了重新规范。他并没有消灭“百家”，而是把自认为其中适合汉代社会管理的内容并入了“儒术”，他也没有百分百保留孔、孟的“儒家”，而是把自认为其中适合汉代社会管理的内容并入了“儒术”。什么是“儒术”？就是为汉天子服务的“士”（“儒”）的行为方法和规范。汉景帝时期的“诛晃错、清君侧”反映的就是贵族阶层与为汉天子服务的“士”（也就是“儒”）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贵族统治的“黄老之术”向与中央集权的“儒术”发展的过度阶段的客观表现。唐、宋、明、清时期所谓的“儒家”“儒教”，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儒家”，是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及其管理社会的方法和规范，而不再是学术流派上的“儒家”。

所谓“黄老之术”也就是贵族阶层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和行为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道德经》。事实上，《道德经》从严格意义上不是“哲学”著作，而更侧重于贵族阶层的社会学著作。其通篇都是在讲如何管理社会，是从贵族的角度俯视社会现象形成的社会管理学的学术文章。贵族强调“无为而治”，是因为具体的事务在由“士”（“儒”）在做；“士”（“儒”）强调行为方法和规范，是因为他们只有做事情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是一种职业需求或者说是其生存之道。最接近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书籍是《庄子》。它也是从贵族的角度俯视社会现象的学术成就，只不过这个贵族是没落的贵族（这与“西方”哲学的起源如出一辙）。它不谈论“黄老之术”，也不接受呆板的“儒家”思想，而是从全新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世界。它强调的重点不是对社会的管理，而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我国古代长期处在农业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耕读文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儒家”，多数出身于普通的地主和农民家庭，是从平视社会现象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并进行管理的。他们更理解民间的疾苦，更注重保持社会的平衡，当然也更关心自身在社会管理中地位和作用。所以也更为人们所接受和欢迎。从汉代开始，所谓的“法家”不过是“儒家”的一个流派而已。也许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是“儒家”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流派。“法家”和“儒家”都在强调社会管理及其效果和效率。而且“法家”的代表人物多师从“儒家”。但是“法家”与“儒家”的区别仍然是观察社会的角度不同。“法家”仍然更倾向于从贵族的角度俯视社会。“法家”更强调立杆见影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必然带有某种倾向性。即使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法治”也是“西方”学者从俯视社会的角度建立起的学术体系。因为法是有阶级性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可以说“法治”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正确基础之上的，具体天然的倾向性。所以，我们今天中国提倡的“法治”强调的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观念（我对“德”字的理解是“追求心、眼所见的目标及因此得到的收获”。不能简单理解为人的“品德”、“品格”，而应理解为人的天然的自然属性。我在“阅读《庄子..内七篇》德充符第五”阐述了上述想法。），而不是单纯的“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其意义也许亦在于此：“法治”更多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发，“德治”可以纠正其偏狭，使社会各阶层更趋于和谐统一并最大限度保持社会活力。人们称司马迁为“法家”，只能说司马迁作为一名汉代的有着世袭贵族出身背景的“士”（“儒”）表现出的自身特有的身份特征。

从“儒”这个职业的历史演进看，他们并不过分看重学术上的差异，以及社会行为和职业上的差异。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他们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态度一般是比较温和的。他们更强调“和而不同”，而不是“水火不容”。拿宋代“儒”为例。王安石与苏东坡都属“士”（“儒”）这个阶层。但王安石更倾向“法家”，喜欢用“霹雳手段”来处理社会问题。苏东坡则更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希望用温和的手段，融合新旧势力，缓解社会矛盾。双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至于说古代中国明朝以后没有进入工业社会。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出在社会管理上。因为中国的“儒家”强调社会融合，并不会特别打压新势力。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没有形成使中国社会进入工业化的新势力。这个根源，我以为是我们的低阶层没有文化所致。士、农、工、商，文化工具主要掌握在“士”这个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商”这个阶层也掌握了文化工具。但“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流通领域，他们对生产力的创造性影响是有限的。最能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工”这个阶层恰恰成为了“文盲”阶层。这种情形的结果就是，生产工具以及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始终停步于初创阶段，缺乏发展的连续性。这恐怕是造成古代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新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举措就是扫除“文盲”。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使社会劳动者的潜能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了。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只有激发出最广大人民的潜力，我们的社会才能实现更有效的发展。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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