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用它来形容蒋介石的后人蒋友柏似乎再合适不过。蒋友柏就如同诗中的燕子一般，从最繁华到最悲凉。

从贵族沦为平民，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从悬崖高处往下坠落，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

失去了家族的光环，让他不得不逼迫自己快速成长，也使得他在艰难的人生里过早地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以致于说出“我从未看过幸福的状态，20岁后一直找自己，40岁已近无欲”这样的话。

年少丧父，被迫成长

“人最容易的是用钱买，最难的是用心换。”这是蒋孝勇教给儿子蒋友柏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蒋孝勇是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儿子，算下来蒋友柏应该是蒋家的第四代。

事实上人们也经常习惯于用“蒋家第四代”来称呼他，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他身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符号。

因为他姓蒋，注定永远摆脱不了外界对他的关注。

蒋友柏出生于1976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后的第二年。

从出生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他笼罩在蒋家光环之下整整十二年。

每天上下学都有专车接送，上课时还有保镖把守在教室门口。

后来他跟随父亲匆忙离开台湾去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之后又举家迁往旧金山，开始常年定居在国外。

他聪明勤奋，品学兼优，顺利考上了美国的纽约大学。

在纽约读大学时，蒋友柏和弟弟蒋友常经常会抽时间去曼哈顿上的东街看望曾祖母宋美龄。

在蒋友柏眼中，曾祖母是一个始终穿戴整齐，令人尊敬的女性。

他那时已经长成一米八几的青年，见到曾祖母还是会一把抱住。

宋美龄已近百岁，身边的人担心蒋友柏太用力会伤到宋美龄，但宋美龄却笑着道：“没关系，抱紧点才好，越紧越好。”

这时的他就像个孩子，和普通人一样会跟长辈撒娇。

1996年，蒋孝勇被诊断罹患食道癌。还在读大三的蒋友柏为了陪伴在台湾治疗的父亲，选择从纽约大学休学，这一年成了蒋友柏家里最难熬的一年。

作为家里的长子，蒋友柏陪着父亲熬过了许多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然而是年冬天，蒋孝勇还是病逝了。

曾经的蒋家在台湾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蒋介石去世后，蒋家开始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蒋孝勇去世后，蒋家的没落更加明显。

蒋友柏一度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从云端骤然坠落人间的感觉让他觉得恍惚。

然而作为家中的长子，他不得不迅速成长挑起生活的重担。

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回台湾创业

蒋友柏在美国纽约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他在念书期间曾跟随过几位长辈学做房地产投资。

年仅19岁的他靠着精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判断赚得了160万美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笔财富。随后他又靠着做期货生意，赚了上千万。

蒋友柏赚得多花得更多，在那段日子里，他无节制地大肆挥霍，吃遍了曼哈顿的米其林餐厅，热衷于研究红酒。

这段人生被他自己戏称为“没有心跳的风花雪月。”这种看似体面的生活，不过是他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

父亲的过世时常让他感到苦闷，迷茫。

他无心学业，经常在酒醉中醒来，想一想家里的事，很快又睡着了。半夜再醒来，又继续沉溺于酒吧的温暖灯光。

昼夜颠倒的生活让他混乱不堪，好在最终他还是在这无尽的迷茫中找到了自我。

蒋友柏的投资本领有目共睹让人叹服，赚得钱足够让他衣食无忧。

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在美国投资领域大展拳脚，他却选择了回台湾发展。

有人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回台湾，蒋友柏给的解释是这里才有挑战，他也想看看已经“换了天地”的台湾会如何对待他这个另类的蒋氏后人。

2002年，蒋友柏回到台湾。

当时他已经拥有了数不尽的财富，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事。

他一个人跑到西门町打工，身上没有带一分钱。为了活下去，他什么工作都肯做，甚至是到宠物店里帮狗洗澡。

蒋友柏在西门町每个月大概能赚到两万台币，还抵不上他在美国时的一顿饭钱。他靠着这些打工赚来的钱在那里生活了八个月，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极奢到极简，这对于蒋友柏来说是一个痛苦且难以适应的过程。

那时的蒋友柏把自己放在平民的位置，让自己学会放下身段，学会务实。

同时，他也想试试自己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能否只依靠自己在这世间存活下来。

他说：“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看看可不可以活，倘若可以活，我再试着爬到最高规格，然后看看在这之间会不会找到方向。”

在西门町的八个月，蒋友柏认真观察出没街头的台北人，和他们一样踏着夹脚拖鞋游走于康定路和中华路，在汉口街和成都路一带闲逛，饿了就随便找个路边摊吃面打发一餐，这是他小时候在台北从未有过的经历。

他发现即便自己没有了父辈的资源，依靠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醒悟过来之后，蒋友柏决定自己创业。

他放弃了原本擅长的领域，选择了当时并不熟悉但却很有发展前景的设计行业。2003年，蒋友柏创立了橙果设计公司。

把姿态放低，找到前进的方向

橙果设计公司位于台北东区伊通公园一条谧静巷子的地下一层，公司成立最初，室内装潢是它唯一的业务。

因为蒋这个姓氏，蒋友柏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放大镜下反复观察。也因为蒋这个姓氏，他和他的公司时常被针对，无法找到客户来源。

没有客户就意味着公司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蒋友柏清楚地知道：“一个普通的公司明天倒了，没有人会去报道它，要是哪天橙果倒了，新闻会炒一个星期。”

创业的过程充满艰辛，蒋友柏总是把怕，恐惧，烦恼等负面情绪藏在心里，呈现给外界的总是一副轻松愉快的态度。

他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道：“其实有时候真的挺累的，我也想有人靠啊！我也很想要‘海角七亿’啊！但是都没有，所以只能靠自己。”

蒋友柏偶尔会遇到对蒋家历史发表批评言论的客户，为了拿到订单，他只能尽量把自己的姿态放低。

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也尽量淡然处之。

他拼了命地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有时甚至必须用乞求的态度才能向客户争取到一次机会。

蒋这个姓氏对蒋友柏来说既是光环也是包袱，弯下腰去求别人，这样的事在蒋家大概从来没有人做过，蒋友柏却在创业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这个技能。

他说：“当你学会怎样去求别人时，才会知道自己得到的东西有多么珍贵。”

为了请到心目中最上乘的世界级设计师Michael Young，蒋友柏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每天给对方打一个小时的越洋电话，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的品牌理念和设计风格。

这份诚心得到了认可，他最终把对方请到了自己刚登记成立地设计公司。

有了知名设计师的加持和媒体的关注，橙果设计公司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

无论任何公司，蒋友柏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找到具有决策权的高层见面谈设计、谈合作。

但蒋友柏很快发现自己被夹在付钱的客户和伟大的设计师指导之间进退两难，公司签了合约，却交不出客户认为有价值的成果。

客户不满意，自然也就不愿意付钱。

蒋友柏作为公司的创始人，首当其冲地要面临客户的抱怨。

回到公司后，设计师给他的答案永远是：“客户不懂，所以才要我们的设计服务。”他的金融背景在这个争辩过程中毫无用武之地，这让他觉得焦头烂额。

外表的风光并不能掩饰公司内部运营的失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橙果设计公司的财务收支完全不能平衡。

这让他不得不考虑开除自己费尽千辛万苦请回来的设计师。

2006年底，公司财务告知他公司剩下的运营资金撑不了三个月，如果不裁员，再加上农历过年的年终奖金，橙果很可能要面临倒闭。

蒋友柏经历了经商以来的最大危机，他暴怒，大发脾气，但冷静下来之后他最终还是采纳了裁员并且不发年终奖的建议。

该如何让公司摆脱困境，蒋友柏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考虑到走合并这条路。

然而就在和对方谈价格的过程中，蒋友柏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他要求公司的设计不仅要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更要有帮客户赚钱的执行力。

他接单之前要先看客户的财务报表，从报表上了解对方公司的获利情况以及客户结构和经营方向，之后再考虑双方是否能够确立合作。

种种举措让他的公司业绩大幅提升，一举走出困境。

2008年，蒋友柏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访问，包括《鲁豫有约》和《杨澜访谈录》。当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设计时，他回答：“设计是唯一一个永远和我的家族搭不上关系的吧。”

蒋友柏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归纳总结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悬崖边的贵族》，一本叫做悬崖下的小道。

杨澜在采访时问他为什么都要用悬崖这两个字，他说：“人生前半段的经历大部分都是在悬崖边，一不小心搞不好就爬不起来，所以对这两个字有特别的感觉。”

“我在20岁以前就必须要经历多数人40岁以后经历的事情，例如父亲过世，爷爷过世，甚至到后来一些人情世故，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成长的速度比较快。”

二十岁后的蒋友柏一直在逼迫自己成长，他得到过也失去过。

创业二十余年，蒋友柏努力制造自己的形象和品牌，想要尽量减少自己的姓氏和家庭带来的艳羡和非议，但是新的旧的这些标签加在一起，反而让他更加引人注目。

他说：“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蒋友柏以商人自居，但他既是个设计家也是个哲学家。

他的前半生经历了太多，从未看过幸福的状态。如今年近半百，他终于可以无欲无求只为自己而活。